En 【周韻采】
《聶隱娘》今天在台灣上映了，隨著國籍問題銷聲匿跡，觀眾終於可以好好不受打攪地在電影院觀影了。對侯導而言，能夠讓影片自己說話，觀眾可沉浸於劇情中，回味再三，應是最大的確幸吧。只是，我擔心這確幸在目前的政治正確意識掛帥的氛圍下是越來越不可得了。
自由時報在坎城影展期間刊出74則報導，其中有18則是關於坎城英語手冊刊印侯導國籍為Chinese nationality及舒淇走紅毯時到底有沒有舉牌抗議，占了近1/4的報導比重，還有一篇讀者投書表達對侯導取材中國歷史的遺憾。我們早已不對自由時報的中國情結感到訝異，但不能不尊重侯導本人意願與創作自由。其實這已不是侯導第一次面臨非藝術的思想檢查，早在《悲情城市》（1989）上映時，許多歷史學者議論紛紛，批評影片簡化甚至不符史實。這些觀點等於要電影為歷史、政治載道，甚至將電影強行套入為國爭光的框架裡，希望電影內容必須符合政治正確，這是對藝術創作的強姦，否定電影及導演的主體性。
真正世界級的導演是不需要將政治立場與國籍綑綁於創作之中，他們要的是往最深的內裡探究，訴諸人類普遍的情感，一種同理心，而這樣的觀影經驗是超越國界的。所以我們看《大法官》（2014）時會理解到威權的父親恨兒子不成鋼的遺憾；看《贖罪》（2007）時感受到生者因造成戀人永離而抱憾終生的惆悵；看《親愛的》（2014）又對父母失去孩子的自責與痛楚感同身受。
Leni Riefenstahl被認為是影史上偉大的女導演之一，她最為稱頌的作品卻是在納粹時期拍攝的《意志的勝利》（1933）及《奧林匹亞》（1936）。她營造出的納粹美學典範讓她在二戰後的50年中飽受指責，並影射她是希特勒的情婦。她選擇改行作攝影家，深入非洲部落與海洋，遠離人群，其實是被影壇放逐了。在二戰結束70年的今日來看，一位導演的創作不能與她的政治傾向分離，是時代的悲哀。在台灣，我們能不能成熟地不問政治意識形態？只看導演作品，讓我們的創作空間是自由活潑的，讓Leni的悲劇不致出現在21世紀的台灣。
另一可惜之處在於，台灣對於聶隱娘的單面向報導凸顯了我們藝評界空洞化的問題。在侯導獲獎的當下，竟沒有一家媒體能夠對侯導生平創作做一完整剖析報導，包括年表與之前作品比較，美學及敘事風格的轉變，甚或聶隱娘與其他類型功夫片的比較。就算要談政治，也應可從侯導選擇事件背景分析：《悲情城市》的二二八事件、《戲夢人生》（1993）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到聶隱娘的唐朝傳奇之比較。這對一位世界級的導演而言，母國褊狹的媒體關注又是何等遺憾！
或許就像侯導的《最好的時光》（2005）所展現的，就在那小小的彈子房裡，張震與舒淇間的情愫暗暗流動著，即使是身處威權政體下，也留存著最美好的青春印記。也就是那威權時代，醞釀了侯導及楊德昌等人對電影革命性的看法，他們得以邁向台灣新電影，開創屬於他們的電影紀元。所以在藝術創作裡，個人情感是可以超越他的時代與政治的，不能也不應再被國族認同侷限！（作者為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中國時報)
【2015/08/31】